嵇康与阮籍是曹魏正始时期文学的代表。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显然在刘勰看来，嵇康长于文，阮籍长于诗，两人各领风骚。

　　所谓“师心以遣论”，当指写文章不受任何拘束，心里想什么就写什么，是“言为心声”的反映，这与后人评价建安文章，尤其是曹操散文“清峻通脱”有相通之处。

　　嵇康最有名的文章自然要数《与山巨源绝交书》，称得上是“师心以遣论”的典范。山涛虽是嵇康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也是“竹林七贤”之一。可当山涛因为自己升了官，就向朝廷推荐嵇康出任自己的原职，这一下可把嵇康惹火了，他几乎是怒不可遏地立即写了这封书信，表示要与山涛断交。

　　在嵇康看来，山涛此举简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对他的侮辱。本来，他对山涛的升迁就“惕然不喜”，谁知山涛竟然“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弯刀，漫之膻腥。”还要把朋友也拖进鲍鱼之肆，使朋友也沾上一身的膻腥味。他借《庄子》中的故事，讥剌山涛“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意思是说你喜欢做官那是你的事，别以为我也象你一样喜欢那臭不可闻的“腐鼠”，并一再声明人各有志，不可相强。特别是其中的“七不堪”与“二甚”，既宣示了自己的特立独行，同时也无异于是对当时官场的有力揭露。

　　文章措辞尖锐，语言犀利，行文畅快淋漓，读来让人血脉喷张。好在山涛理解自己朋友的真实用心，明里讽刺挖苦自己，实则是要撇清自己与作者的关系，免得一旦出了问题而殃及池鱼，所以有人说嵇康写这封绝交书是为了保护山涛。正因为这样，所以后来嵇康因吕安案牵连被杀，山涛未受任何影响。也因为朋友间的相互理解，所以嵇康临死前把十岁的儿子嵇绍托负给山涛，而山涛也不负所托，终于把嵇绍培养成一代忠臣。然而文中把朝廷的官位说成是“腐鼠”，自然是大大地得罪了一手遮天的司马氏，因此惹得司马昭“闻而恶焉”，而钟会则趁机落井下石，诬陷嵇康“言论放荡，非毁典谟”，从而招致嵇康的最终被杀。

　　与此相类的还有《与吕长悌绝交书》。如果说嵇康与山涛绝交是做表面文章，实则是为了保护朋友，那么这封绝交书倒真的是要与吕巽绝交。因为吕巽的为人与山涛绝不能相提并论，山涛虽然喜欢做官，但为人却是个谦谦君子，而吕巽则是个衣冠禽兽：他迷奸了弟媳妇，反而恶人先告状，诬告弟弟吕安打骂、虐待母亲，致使弟弟吕安被捕下狱，并最终被杀。嵇康与吕巽、吕安兄弟本是要好的朋友，当初吕氏兄弟反目，嵇康还热心调解，可这次得知吕巽逆行倒施，他真是气极了，于是写下这封绝交书。

　　信中虽然说“古之君子绝交不出丑言”，没有诅咒谩骂之语，但也直指吕巽诬陷弟弟吕安是“包藏祸心”，声明要与对方划地绝交“从此别矣！临别恨恨”。

　　这封书信篇幅虽然不长，但却短小精悍，犹如匕首投枪字字见血，使对方无所隐避。如果说嵇康的因受牵连而被杀，是基于他“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性格，那么最为直接的原因则是这两封绝交信，尤其是后一封。吕巽已是司马氏的的鹰犬、爪牙，你要与他断交，并骂他“包藏祸心”，吕巽、钟会之徒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必然要除之而后快。这样，嵇康的死自是无可避免了。

　　鲁迅说：“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旧说反对。”这主要是指嵇康“论”一类的文章 。在《嵇康集》中题为“论”的文章数量不少，凡九篇，给人的印象的确是“思想新颖”，其最大特点就在于“往往与旧说反对”，推翻旧说，提出新见。其中突出者如《声无哀乐论》、《管蔡论》、《明胆论》、《难自然好学论》等。

　　《声无哀乐论》一篇是中国音乐理论史上专论音乐性质、特点的理论文章。作者主要针对儒家“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以礼乐助教化的说法，提出“声无哀乐”的见解，认为“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然则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之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借听于声音也。”显然作者看重的是音乐的审美功能，而非教化功能，从而否定了儒家的“礼乐教化”说。

　　关于周成王时的管叔、蔡叔之乱，史书上早有定说，几乎都众口一词指责二人是叛乱。嵇康则反对旧说，认为管叔与蔡叔并非不忠于周天子，只是因为周公摄政，二人相隔太远，不明了情况，以为周公擅权，故起兵声讨，所以文章既肯定周公的平叛，也肯定管叔、蔡叔对王室的忠贞。

　　关于人是否自然好学的问题，一般人都认为人生而好学，可嵇康的看法则截然相反，他写《难自然好学论》就是要打破世俗之说，还人性以本来面目。文章开宗明义，就一针见血指出人性的本来特点，即“夫民之性，好安而恶危，好逸而恶劳。故不扰，则其愿得；不逼，则其志从”，好逸恶劳，坐享其成，这就是人性。因而人的好学往往有其原因，或是“困而后学”，或是“计而后学”，都有着明显的功利目的；要说“自然”那就是人的“欲望”。文章不仅探讨了人是否好学的问题，还深入分析了人性的特点。

　　嵇康的文章好就好在“师心以遣论”，决不人云亦云，能直抒胸臆，敢于说心里要说的话，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所以鲁迅说：“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魏晋之时，谈玄之风开始兴起，到了东晋，文人们只晓得空谈，已经写不出洋洋洒洒的大文章了。嵇康、阮籍则不同，他们虽然也谈玄论道，却胸有锦绣，笔走龙蛇，写起文章来肆意挥洒，动辄数千言，甚至长达万言，两汉文章的风采又再度重现。象嵇康的《答难养生论》长达数千言，而《声无哀乐论》更是长达万言，文章虽长，却文无赘语，行无阻滞，犹如长江之水浩浩荡荡，奔腾向前。

　　嵇康诗不如文，也不如阮籍，大概可以成为人们的共识。虽然如此，嵇康之诗仍有其特点和成就，就正始诗坛而论，他至少名列第二。

　　就诗体而言，嵇康与阮籍截然不同，他虽也作五言，却长于四言。在他的六十二首诗中，四言计三十八首，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这在魏晋诗人中是很少见的。此前只有曹操善作四言，可谓使四言诗重放光芒。东汉以后，五言成为诗歌中最有滋味者，凡诗中大家都以作五言为主，四言逐渐被人们冷落。嵇康在这个时候大量创作四言诗，实有重新光大四言诗的意义。

　　嵇康的四言诗风格迥异于曹操。曹操的四言诗苍凉悲慨，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并且显示出政治家的特有风度，是建安风骨的典型代表。嵇康的四言则不大关注现实，更多地是个体境遇、情感的表露，也无苍凉悲慨之象，倒是充满着理想与希望。象他的《赠兄秀才入军诗》之十五：“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可尽言？”就是一幅令人神往的理想生活图景。即使是作于狱中的《幽愤诗》也无太多的愁苦之音，仍在设想着出狱后要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庶勖将来，无馨无臭。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

　　与阮籍诗相较，嵇康之诗少了些苦闷、伤感和忧惧，多了些轻松、悠闲和适意；少了些隐晦、曲折和深奥，多了些明朗、清新和通俗。他不象阮籍整天愁眉苦脸，心事重重，总担心什么时候会遭遇飞来横祸。你想，他有那么大一片竹林，这就是他身体与精神的寄托。他可以在这里与朋友一起打铁，一起饮酒，一起赋诗，一起弹琴高歌，一起谈玄论道，正象他自己的竹林诗句所题的：“竹林深处有篱笆”“篁篁有节聚七贤”，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中，还真有点诗情画意呢。加上他深受老庄思想影响，不计世事荣枯，不管进退出处，唯愿优游林下，皈依自然，自然比阮籍活得轻松自在，所以他在诗中说：“携我好仇，载我轻车，南凌长阜，北厉清渠。仰落惊鸿，俯引渊鱼，盘于游畋，其乐只且。”“琴诗自乐，远游可珍。含道独往，弃智遗身。寂乎无累，何求于人？长寄灵岳，怡志养神。”

　　阮籍因为有一种惧祸心理，所以作文赋诗都比较谨慎，不敢大胆直言，总有点吞吞吐吐，欲说还休的味道，因此在阮籍的诗文背后总掩藏着某些东西，叫人看不清、道不明，这就形成了他隐晦曲折的诗风，读他的诗确实有点象猜谜语，正如刘勰所说：“百代之下，难以蠡测”。嵇康就不同了，他的性格本与阮籍不同，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是个典型的直肠子，既如此，他也就用不着在诗中掩掩藏藏了。所以读嵇康的诗，除了典故之外，人们很少有理解方面的困难。象《赠兄秀才入军诗》之八“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百年之期，孰云其寿？思欲登仙，以济不朽。揽辔踟蹰，仰顾我友。”除了“踟蹰”一词稍许生疏外，全诗称得上是明白如话。

　　也许有人会说诗贵含蓄，诗意说得隐晦曲折一点有什么不好，但你可别忘了唐诗浅，宋诗深，而人们喜欢的却是唐诗。阮籍诗深是因有不得已的苦衷，但客观上的确给后人的理解带来了障碍，嵇康能把诗写得清新，明快，通俗易懂，是应该得到肯定的。（本文于2012年4月25日发表于中财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