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王朝是个开放、开明的社会，在文化上尤其如此，对于宗教采取的是儒、释、道三教并重的政策，只是因为李氏尊道家的创始者李耳（老子）为李姓始祖和道教始祖，因而道教实际上更受人们尊崇，在社会上的地位似乎也更高一些。

　　李白主要生活在李唐王朝的全盛时期——玄宗的开元、天宝期间。由于他并非出身官宦家庭，所受教育也就不那么正统，加之他出川之前所活动的四川又弥漫着浓厚的道教氛围，最早交往的人物又主要是道教人士，因而他更多地接受了道教文化的熏陶，并由此决定了他崇信道教的基本倾向；同时他也与佛教人士广泛交往，由此也对佛教有着相当的好感；不过，由于家庭出身和所受教育的关系，也因性格的关系，李白似乎不大喜欢儒家与儒生，诗文中常常流露出轻视与嘲弄的意味。这么一来就形成了李白崇信道教、尊重佛教和贬抑儒家的倾向。

　　峨眉山不仅是佛教的四大道场之一，也是道教的重要道场，李白很早就游览过峨眉山，并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如他的《游峨眉山》，其中赞美说：“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身处峨眉仙界，他或许产生了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岷山也是四川的道教名山之一，李白未出川时，曾与东岩子一同隐于岷山之阳。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又昔与逸人东岩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人以有道，并不起，此则白养高忘机之迹也。”就东岩子的行事看，仙道风度至为明显。

　　李白出川后在荆门茅山遇到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对方称他有仙风道骨，李白引以为豪。他在《大鹏赋序》中说：“余昔在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仙八极之表，因著《大鹏赋》以自广。”后又向司马承祯的再传弟子胡紫阳学习内丹，并与胡紫阳的弟子元丹丘结成好友。因此，结识司马承祯对于李白一生崇信道教，追求成仙了道至关重要。

　　李白第一次游宦长安虽无收获，但却结识了玄宗之妹玉真公主，并有幸居住于玉真公主在终南山的别馆。又在嵩山结交了著名道士元丹丘，俩人成为最亲密的道友。他第二次游长安时能够入仕翰林，他自己认为主要得益于名高之故，但不少研究者推断这与玉真公主的推荐不无关系。

　　他供奉翰林不足三年，终因嗜酒放诞，性格不合时宜，而被“赐金还山”，可他并不气馁，而是开始了新的漫游，足迹遍及河南、山东、河北。在齐州临淄（今山东济南）请紫极宫道士高如贵为他授道箓，在河北安陵请道士盖寰为他书写真箓，从此他成为一名入籍道士。南游吴越时，又结交了著名道士吴筠。

　　李白的笃信道教与一般人的信道不可同日而语。他既崇拜道家始祖老子和主要代表者庄子，也相信后世道教的神仙之说、金丹之术。

　　老子胡化说、老子西行说早为人们所熟悉，据说老子姓李名耳，李唐统治者尊为李姓始祖，李白的远祖为西凉创始君王李嵩，后谪居中亚，五岁时才随其父迁居四川昌隆县青莲乡。四川西部为羌人居住区，胡化的色彩很浓。有此两条，李白的尊奉老子自在情理之中。至于李白对庄子的尊崇更是随处所见。翻检李白全集，在他的诗文中庄子散文中的意象、用语比比皆是，他给儿子取名为“伯禽”，伯禽者，禽鸟中之霸者，即大鹏是也，其用意显然来自《逍遥游》中大鹏的形象。

　　我国自秦汉以来就盛行神仙之说，连秦始皇、汉武帝都宠信方士，热衷于求仙访道。东汉末年道教兴起后，神仙之说更为盛行，人们只要看看这一时期的小说、诗歌，就可了解这一点。

　　李白对神仙之说也是深信不疑的。他不仅对此前流传的神仙之说毫不怀疑，甚至认为自己也可成为神仙。他在诗中把道教传说中的仙人如安期生、广成子等一一坐实，写得神乎其神。如《古风》之七写仙人安期生是：“客有鹤上仙，飞飞凌太清。仙人绿云上，自道安期名。两两白玉童，双吹紫鸾笙。去影忽不见，回风送天声。举首远望之，飘然若流星。愿餐金光草，寿与天齐倾。”《古风》之二十九写广成子是：“容颜若飞电，时景如飘风。草绿霜已白，日西月复东。华鬓不耐秋，飒然成衰蓬。古来贤圣人，一一谁成功？君子变猿鹤，小人为沙虫。不及广成子，乘云驾轻鸿。”而到了《古风》之四十二里，李白自己也已羽化登仙，驾鹤远游了。诗云：“朝弄紫泥海，夕披丹霞裳。挥手折若木，拂此西日光。云举游八极，玉颜已千霜。飘飘入无倪，稽首祈上皇。呼我游太素，玉杯赐琼浆。一餐历万岁，何用还故乡？永随长风去，天外恣飘扬。”

　　李白既然笃信道教的神仙之说，那么也自然相信道教的炼丹、服食的妙用。《古风》之五说：“我来逢真人，长跪问宝诀。粲然启玉齿，授以炼药说。铭骨传其语，竦身已电灭。仰望不可及，苍然五情热。吾将营丹砂，永与世人别。”可见诗人曾非常虔诚地拜真人为师，恳请其赐以炼丹的妙诀。他在嵩山遇到道士焦炼师，竟然把对方写成麻姑仙子一般，《赠嵩山焦炼师并序》说：“二室凌青天，三花含紫烟。中有蓬莱客，宛疑麻姑仙。”既然服食丹药可以长生久视，成为神仙，李白也就亲历亲为，乐此不疲了，这从《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一诗可见一般。

　　自登道籍后，李白更加醉心于炼丹，他在不少诗中都写到了他的炼丹之举。如《登敬亭山南望怀古赠窦主簿》说：“愿随子明去，炼火烧金丹。”《游泰山六首》之五说：“终当遇安期，于此炼玉液。”《落日忆山中》说：“愿游名山去，学道飞丹砂”。到后来他干脆给书童亦取名为丹砂。

　　对于佛教，李白虽未达到崇信的地步，也从未想到要做一个僧人，但他却与僧人有着相当的交往，还与一些高僧有着深厚的友谊，这在他的诗中留下了不少的印记。他先后写有《赠僧朝美》、《赠僧行融》、《赠宣州灵源寺仲濬公》、《赠僧崖公》、《庐山东林寺夜怀》、《同族侄评事黯游昌禅师山池二首》等诗作。他在诗中称美一些高僧，如称仲濬禅师“此中积龙象，独许濬公殊。风韵逸江左，文章动海隅”，赞行融是“行融亦俊发，吾知有英骨。海若不隐珠，骊龙吐明月”。他还经常为佛寺、佛家物品题写颂辞，诗文中也常用佛家之语与典故。

　　其实这并不奇怪，虽然佛教是外来宗教，但到隋唐时已与道教、儒学逐渐走向融合，佛、道互相排斥的现象已大为减少。何况佛道都主张远离尘世，不问俗务，静心修道，成为方外高人。又何况佛寺、道观一般都远离城市，位于高山层巅之中，有的还居于名山胜境，是真正的清净之地。僧人一生与青山绿水为伴，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显得自由自在。其中的一些高僧，不仅有着高深的佛学修养，还精通诗文书画，颇有文士的气质与风度。翻检《全唐诗》，出自僧人手笔的诗作就不少。因而僧人的行事与李白有着许多相通之处，如此一来，李白的看重佛门，尊重佛教，也就不走为奇了。

　　李白与杜甫的出身于奉儒守官家庭不同，其父李客由西域内迁于四川昌隆，可能是个成功的商人，不然李白出川后不可能在十几年里花掉三十多万。李白少时虽也读过四书五经，但他所接受的教育并不那样正统，其中必有杂学的成分，加之性格的关系，决定了他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而是带有很大的叛逆性，在他的身上有着太多的侠士、策士、游士特点，他不仅仅是个诗人，而更多地象个奇士。在他的思想里，儒学的东西太少，杂学的东西太多，因此他从骨子里瞧不起儒生，认为儒生无用，这不仅从他的交际圈子可以看出来，更明白地表现在一些诗歌作品中。

　　他虽对孔子有过赞颂，但总的说对孔子并不怎么尊崇，时而还露出轻视、嘲弄的态度，如《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云：“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他游历过鲁地，到过孔子的家乡曲阜，可并未产生如司马迁那样的“高山仰止”之情，而是写下了充满离经叛道意味的《嘲鲁儒》。诗中公然说：“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而对正统儒家所鄙薄的李斯、叔孙通却大加赞赏，说：“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君非叔孙通，与我本殊伦。”他虽说过“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的话，但他所要表达的并非孟子所云的出处穷通问题，而更多的是“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看他一生的行事，从来就未想过“穷者独善其身”，而是“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就算怀才不遇，抱负不得施展，也要图个潇洒自由，驾起一叶小舟去泛游江湖。在他眼里，儒生连游侠都不如。他在《行行游且猎篇》中直言：“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

　　在唐代诗人中，信道者有之，信佛者有之，兼信佛、道者亦不乏其人，但不管其宗教倾向如何，对儒家学说一般都取尊重态度。其中原因很简单，因为儒家思想毕竟是当时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仅统治者治国需要它，一般人治身、治心也需要它，象李白这样崇信道教，尊重佛教，而对儒家、儒生持以贬抑态度的人实在少之又少。（本文于2013年1月20日发表于中财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