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四史中，只有《史记》属于私人著述，并由一人之力完成。这在文献图书搜集不易，资讯很不发达的西汉时代，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

　　然而，司马迁却凭借坚强的意志，超人的勇气、学识，最终写成了堪称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为后世史家立下不易之法。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评价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虽然就体例而言，《史记》的影响似乎不如《汉书》，但人们不要忘了，《汉书》的体例却是来自于《史记》。

　　司马迁能凭一己之力写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并名垂青史，成为“史家之极则”，虽也得益于他出身于具有史学传统的家庭，但更为关键的是，他为了“成一家之言”，竭尽一生的精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样既使他尽可能多地掌握了文献资料，又便于他“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而不是有闻必录；同时也使他不轻信文献，而是结合自己的调查访问、亲身见闻，用第一手材料来纠正文献的谬误与偏颇。司马迁出身于一个具有史学传统的家庭。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司马氏世典周史”，而其父司马谈于武帝建元年间仕为“太史令”。这就使得司马一家与史学有着深厚的渊源，由此形成深厚的家学传统，正如司马谈临终时对他所说：“余死，汝必为太史。”这说明司马谈对儿子继任太史令是充满必胜信心的。具有史学传统也就意味着有着不错的文化传统，至少子女自幼即可接受教育，能够读书识字。那时因为制作图书的成本太高，一般的家庭要藏书颇为不易，加上秦始皇时又有严苛的挟书律，严禁私人藏书，孝惠帝时虽然废除了挟书律，但时间毕竟不长，因而图书的收藏与流通仍然不易，一般人的读书多半还是师生之间口耳相传，很难有现成的书供你阅读。司马一家自与平民家庭不同，或许家里也有少量的藏书，父子之间除了可以口耳相传之外，还可直接阅读图书。司马迁说他“年十岁则诵古文”，说明他在十岁之前就接触了古文经籍。十岁时他随父到了长安，而司马谈则早在建元元年即入仕为官，担任了太史令一职。汉代的太史令虽不专管著史，还要兼管天文、历算，但有了这一职务对于接触图书来说那必然是莫大的方便，因为朝廷所藏之石室、金匮之书就可供你随时阅读了。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父亲做了太史令，可以随时出入朝廷藏书之所，这自也给儿子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所以司马迁读书之广在当时是不多见的，人们只要看看《史记》的引书即可窥见一般。据《史记》研究专家张大可、张新科的统计，司马迁写作《史记》时引书多达一百多种，其中的不少书籍都早已失传。

　　人们从《史记》文字中不难看出，司马迁的读书并不仅限于史书，什么野史杂记、诸子百家语、小说家语、辞赋家作品，包括一些不为人们所看重的谱谍之书，可谓无所不读。凡入了《史记》，又留下了著述的人物，司马迁对他们的著述几乎都通读了，并有所研究。从《十二诸侯年表序》中的一段话可以看出，他的确对前人的著述非常熟悉。他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同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这里上起左丘明，下至董仲舒，一一说明十家著述的情况，其中铎椒的《铎氏微》、张苍的《五德谱》并非常见之书，可史公却了然于胸。

　　孟子早就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对于史家来说，对于前世的书籍必须有分析、鉴别，不能有录必书；否则，将以谬传谬，贻误后人。史公对此是非常谨慎的。汉代的经籍有今文、古文之分，大体说古文经有古本为据，相对来说比较可靠；今文经则多为师徒间口耳相传，因而即使同一经书，因为师门不同，原文与解说都相去甚远。史公较为看重古文经，对于今文经书则不敢轻信。他在《五帝本经》赞语中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因为“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因此史公不采用，而认为“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从后世的研究结果看，汉代的古文经书其可信度一般要高于今文经书。由此可以看出太史公的识见与慎重。

　　“读万卷书”，这对于具有史官传统，后来又继承其父为太史令的司马迁来说，也许还不是太难，难的是“行万里路”。

　　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代，其交通的落后人们自可想见。秦时虽修有官道，但经过秦末以来的八年战争，其损毁程度定然严重。司马迁却不惧个人行走的艰难与危险，为了亲眼目睹雄伟壮丽的大好河山，也为了亲自考查、寻访他所心仪的古战场、古人物、古事件，他的游踪几乎遍及黄河内外、大江南北。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於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单从他年青时的游历看，足迹所至就已经遍及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八省，行程少说也有两万里。加上后来为官郎中，替朝廷出征巴、蜀、云南，足迹又踏遍西南。《河渠书》的赞语中又说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可见太史公还到了朔方（即今内蒙包头一带）。《五帝本纪》的赞语还说到“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注：空桐，即崆峒山，在今甘肃平凉市西；涿鹿，今河北涿鹿县，离张家口市七十五公里）他甚至不辞艰难，亲自考查过秦将蒙恬当年修筑的长城。《蒙恬传》的赞语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

　　综合上述，除了因历史原因史公未能到达东北三省，华南的广东、广西，西南的西藏，西北的青海、新疆外，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这种长时间、大区域的游历，极大地开阔了太史公的视野，使他对祖国雄伟、壮丽的河山有了直接的感受，使他对将要进入他笔下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有了更为直接的了解，从而写出更为真实，更富于活力，也更贴近人民的史书。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说过“功夫在诗外”。其实好的文章也不是关在房子里“闭门造车”写出来的，而是在接触了丰富、生动的实际生活之后，满带着真情实感融炼出来的。司马迁的《史记》其所以不同于后来的二十三史，就在于太史公提笔著述前尽可能地深入到历史生活中去，用自己的调查、访问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生活，并将自己的感情倾注其中，让历史人物有血有肉，活动起来，从而使他笔下的人物与事件具有一种扣动人心的力量。

　　太史公决不满足于文献资料，他就是要迈开双腿到社会中去，到民间去，通过寻访故地，访问故老，亲自去调查、了解历史的真相，历史人物的事迹，尽可能地还原历史。这从不少篇章的赞语可以得到印证。

　　太史公与孔子相隔五百多年，但读了孔子的书后，却对孔子极为仰慕，于是“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亲身经历，才对孔子思想与人格的深远影响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理解，这样他才破例给孔子立世家，把孔子当一方诸侯看待。

　　又如太史公对信陵君极为称赏，但却对前人魏国灭亡是因不用信陵君之说表示怀疑，为此他“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於亡，余以为不然。”他用自己的亲身考查终于得到事实真相，从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太史公游历山东后，觉得齐国薛地民风强悍，与邹、鲁甚是不同，为了寻找其中原因，他亲自来到薛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馀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原来问题就出在当年孟尝君的养士与任侠上。

　　一个真正的史学家是不能满足于文献资料的，否则就会人云亦云，以讹传讹，贻误后人。太史公既充分利用文献资料，但又不轻信文献资料，在可能的条件下，他要求自己迈开双腿，走出京师，走向社会，走向民间，展开调查、寻访，力争得到第一手资料。这就是为什么太史公游踪所至几乎遍及大汉疆土的原因。也正因为太史公既能读万卷书，又能行万里路，所以他才能以一己之力，写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并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的“一家之言”，使《史记》成为彪炳千秋的史学巨著。（本文于2011年9月21日发表于中财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