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虽对司马迁有所批评，但他也援引刘向、扬雄的话，肯定司马迁是“良史之材”，说他“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里暂且不论别的，只说说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

　　所谓“不虚美，不隐恶”，是指对自己所肯定的正面人物——历史上的那些尊者、贤者，当然主要是指那些帝王将相和赢得美名的贤圣之人，能够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叙述他们的事迹，既不夸大他们的美德，也不隐瞒他们的恶行。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叫“不为尊者讳，不为贤者隐”，还他们以历史原貌。
　　对于史家来说，对历史上那些尊者、贤者“不虚美”较为容易做到，但要做到“不隐恶”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尤其是象《史记》那种主要篇幅用来写现代、当代历史的史书来说尤为不易，稍有不慎，就会落下“谤书”之名，甚至惹得龙颜大怒，招致身首异处的下场。

　　司马迁不愧为“良史”。他有着史家的良知，有着直面历史的勇气，对于他笔下的尊者也好，贤者也罢，都能出以公心，真正做到“不虚美，不隐恶”，写出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汉高祖是西汉的开国之君，也是现代史上最为显赫的人物。按说，司马迁对他应当极尽赞美、歌颂之能事，把他写成一代雄主和圣明之君，给他涂脂抹粉，抹上光亮的油彩。可事实并不尽然，司马公笔下的汉高祖并不那么高大、圣明，并未显示出开国之君的雄才大略，虽然作者也写出了刘邦神异的一面，譬如母亲怀他时梦与神通，其父则看见蛟龙盘旋其上，并由此而怀孕；说高祖“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写斩蛇起义时，又极力渲染刘邦是赤帝子，杀死了白帝子，由此暗示刘邦将取代嬴氏，夺取天下。然而司马迁笔下的汉高祖既不能驰骋于疆场，又不能运筹于帷幄，他似乎主要靠因人成事，即很好地发挥了萧何、张良、韩信这汉初三杰的作用。要说他有什么英明之处，那就是善于用人，能从谏如流。

　　司马迁对刘邦并不那么恭敬，不管是本传，还是他传，作者都毫不避忌地写出了这位九五之尊不大光彩的一面。

　　在刘邦尚未发迹时，他的所作所为虽也有豪爽豁达的一面，但也有一些劣迹，甚至有点无赖相。如做亭长时“廷中吏无所不狎侮”，一点正经相都没有，而且“好酒及色”，甚至做出一些坑蒙拐骗的事。如吕公（即刘邦后来的岳父）做寿，他去贺寿，明明没有一文钱，却在礼单上写上一万钱。

　　即使在项羽封他为汉王之后，他的一些行为也让人不值。如楚汉彭城之役，他打了败仗，坐着车子逃跑，因楚兵追得急，他为了减轻车子的负载量，竟然连续三次将亲生女儿——鲁元公主推下车，如果不是滕公三次下车将鲁元公主收载的话，鲁元早就成了楚军的战利品。

　　成皋之战，项羽为了逼迫刘邦投降，就将俘虏来的太公放在高处的占板上，威胁刘邦说：“如果你再不投降，我就把你父亲煮了。”可刘邦却毫不在意，还用无赖的口气说：“当初怀王要我们俩个结为兄弟，因此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如果你硬要煮死你的父亲，那就分我一杯汤吧。”这种行事完全是一种无赖的行为，让人作呕。

　　此外，他动辄骂人，对他人一点也不尊重，甚至将儒生的帽子当溺器；又特别好色，经常左拥右抱。因此他的所作所为实在有失帝王风范。

　　他虽善于用人，但对功臣的猜忌之心也很重。西汉建立后，其所以有那么多的人反叛他，与他对功臣的不信任可谓息息相关。前后反叛他的有燕王臧荼、颍川侯利几、淮阴侯韩信、韩王信、赵相国陈狶、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等。就连他最尊重、信任的萧何，到后来也被他猜忌，并投入狱中，如非王卫尉力谏，只怕也会生命难保。

　　太史公对汉高祖的总体评价也不高，传末仅有四句话十五个字正面评价高祖的政绩：“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仅仅肯定了高祖改变秦朝的苛刑暴政，而未涉及更多方面。

　　太史公对吕后评价颇高，为之立本纪，并在传末给予高度的肯定，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传中也说：“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然而对吕后的狠毒、阴鸷也毫不避忌，如写她酖杀赵王、将戚夫人制为“人彘”、幽杀孝惠之子；又违背高祖遗训，大封诸吕为王、为侯，险些酿成天下大乱。

　　司马迁对当今皇上——武帝尤为不敬。按说汉武帝文治武功，雄才大略，功业甚伟，但《孝武本纪》并未将注意力放在这一方面，而主要着眼于武帝的宠信方士，信神信鬼。开篇伊始，即说：“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为全传定下调子。传末赞语仍无一语涉及武帝的政绩，仍旧是论武帝的笃信神仙方术。传中先后写了武帝宠信、重用方士李少卿、齐人少翁、五利将军栾大以及公孙卿等，一味地祀神、祭鬼、封禅、拜蓬莱，屡次上当受骗而不悟。可以说司马迁笔下的汉武帝实在有点愚昧、昏庸，完全不象开创西汉盛世的一代雄主，难怪东汉末年的王允指责《史记》是“谤书”。客观地说，司马迁对武帝是怀有私怨的。

　　即使对自己心目中的英雄项羽，太史公在本传中虽有不少溢美之辞，但并未脱离基本事实，而且也有揭露，批评也很严厉。如写项羽进入咸阳后的所为是：“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这里既揭露了项羽烧杀抢掠的行为，也反映了项羽政治上的短视。

　　同时，太史公也不回避项羽动辄屠城、坑杀战俘的令人发指的暴行。漳南之战，项羽大破秦军主力，俘虏秦军二十多万，因担心俘虏太多，军心不稳，项羽竟下令将二十多万秦兵活埋！当他大封诸侯后，齐人不服，田荣率军反叛，项羽亲自率军征伐。文中写道：“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阬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

　　范增作为项羽的主要谋士，智计过人，是项羽唯一的智囊，项羽平日也很尊重、信任他，可到了关键时候，项羽却中了陈平的反间之计，猜忌范增，从而使得范增负气出走，暴病身亡，从而导致项羽江河日下，最后败于刘邦之手。

　　司马迁对项羽一点也不护短，他把项羽的罪行、过失、短处借刘邦之口作了概括。《高祖本纪》中就原文照录了刘邦控诉项羽的十大罪状。项羽自以为百战百胜，认为他的失败乃是天数，所以自杀前几次说“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对此，司马迁很不以为然，在本传的赞语中给予了严厉的驳斥，说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对于尊者，司马迁的确做到了不讳、不隐，能毫不留情地揭露他们的丑行、暴行，以及人格方面的缺失。对于贤者，司马迁同样能够出以公心，实事求是地描写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避忌他们的缺点、短处，乃至于人格上的污点。

　　李广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而对李广征战一生，却未能封侯，最后还被逼自杀，作者怀有扼腕之痛。李广不过是位将军，作者却为他单独立传，并不称名号，只称将军。这种优待实属罕见。本传中一方面写出了李广天生善射，勇敢忠贞，胆气过人，以及他爱兵如子，治军简易，深得军心的特点。司马迁有时还打破史传文章重在客观叙事的规矩，采用一种夹叙夹议的文字直接表现他对李广的敬慕与爱戴。如下列文字：“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馀年，家无馀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虽其子孙他人学者，莫能及广。广讷口少言，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射阔狭以饮。专以射为戏，竟死。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又在传末评论说：“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於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认为李广是不令而行的正人君子，他的人品道德用不着宣传人们也知道。

　　但太史公对李广绝不护短，对李广的缺点、错误和短处也一并写出。如接受诸侯王的将军印、与匈奴作战时曾被生俘、挟私报复，斩杀霸陵尉、诱杀八百降卒。这就说明英雄也会犯错误，君子也有缺点、短处，这才是真实的李广。

　　司马迁对孔子可谓是高山仰止，景行景止。从身份上说，孔子主要是个平民，可司马迁却破例给他立世家，然而即使这样，司马迁却并未一味地美化孔子，而是客观真实地记述孔子的一生，并不着意去粉饰，所以后人读《孔子世家》，觉得孔子虽是圣人，但在世时并不那样适意，而是有很多缺憾。譬如他的父亲叔梁纥与母亲颜氏的婚姻就属非正常，所以传中说是“野合而生孔子”，而孔子生下来时样子也很奇怪，传中说他是“生而首上圩顶”，即是说头顶塌陷，中间低，四周高，形似山丘。当他五十六岁离开鲁国去卫国时，因他的长相酷似鲁国的叛臣阳虎，结果被匡人拘禁了五天。当他由曹国赴宋国时，路上差点被宋国的司马桓魋杀了。出游到郑国时，因与弟子走失，样子很狼狈，被郑人讥剌为“累累若丧家之狗”在去楚国的路上，孔子一行也曾遭陈蔡二国的围困，连饭也吃不上。显然，孔子在世时是很不得志的。　　

　　管仲是司马迁眼中的贤相，佐齐桓公称霸于诸侯，可在司马迁笔下，管仲未显达时的作为也并不光彩，用管仲自己的话说，他是“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於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其行事迹近于小人，但这并无损于管仲贤相的形象。

　　本来嘛人非圣贤岂能无过，而且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世上并无十全十美的人。尊者、贤者都是人，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既生活于俗世，就不可能不受俗世的影响，有的生而有缺憾，有的长而有缺点，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完全可能犯错误，甚至也会有不光彩的行为。因此，司马迁笔下的尊者、贤者没有一个是十全十美的，都有缺点、短处，甚至还有过不光彩的行为。作者不为这些尊者、贤者讳饰、隐瞒，而是如实写出，并非要贬损他们的形象，而是要写出真实的历史人物，让后世读者感到可亲、可信。

　　生活中高、大、全的人物是没有的，不管是历史上也罢，还是现实中也罢，只要生活在俗世之中，就难免受种种因素制约，留下世俗生活的烙印，从而影响自己的人格、品行，使自己变得不那么高大、完美。

　　司马迁能尊重历史，不为尊者讳，不为贤者隐，但愿我们的历史工作者，包括党史、革命史专家也学学太史公，不管是写革命领袖，还是写革命烈士，都应尊重历史，尊重生活，尽力避免绝对化的倾向，如实地描写，而不是有意地讳饰、隐瞒，让读者感到可信。（本文于2011年11月13日发表于中财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