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的小说《活着》是感动世人的小说名作。余华说起写《活着》的初衷,坦言是受了美国民歌《老黑奴》的触动,然后和着中国本土的泥巴塑造出了福贵这样一个历经坎坷苦难的民国生人的活命史,同时也是这个叫福贵的男人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自己却依然活着的故事。余华特地强调,写作的过程让他明白了 "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并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显然,这个时候余华对他的《活着》是笃定且满意的。
时隔九年后《活着》韩文再版,这时余华的目光转向了对时间的表达。他认为"时间的方式就是福贵过活着的方式 ",他知道"福贵的一生窄如手掌,可是他不知道"是否也宽若大地?" 当本来认定写下了高尚作品的余华又生出这样一个充满质疑的问句来反诘自己时,我们至少从中可以看出余华在写作立场上发生了某些新的变化,或说新的犹疑。余华让他的福贵经历了一生中的种种苦难仍选择忍受,在他面对苦难所给付的大地一样的包容里,忍受成为生活本身,活着近于苟活,这种苟活平庸而狭隘的一面,便是福贵走不出被命运事件所左右的"窄如手掌″;而这种苟活的另一面,同时也具有历尽苦难的生命个体的非常经历所沉积下来的深重与宽厚,它体现的正是"宽如大地"的某种根性,只是在余华这里直接、侧重地表现了前者。
纵观福贵"窄如手掌″的一生,是 "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这相比较大多数同时代的人,其实已经是一种比较宽阔的活法了。他经历了无数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经历了时代或动荡或平静的洗礼,依然能活得"高兴",老了一样也能像"我″一样说荤故事哼酸曲儿,唱出 "皇帝招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的好兴致,可见福贵自有其丰富性。用福贵娘的话说就是"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最难得的是福贵能把自己故事精彩地讲出来,"他的讲述像鸟爪抓住树枝那样紧紧抓住我",似乎这便成为了活着的福贵最大的能耐。余华需要一个叙述者,福贵便充当了这样的叙述者,成了那个穿梭故事同时也在故事里穿梭着的人。命运对福贵的惨痛酷烈,便用福贵式的极为平常的叙述态度独特地表达了出来。如果说福贵以活着的方式见证了亲人一个个死去,是福贵之于余华的文本叙述意义,那么福贵的文本意义与福贵作生命个体活着的意义之间,就是某种"窄如手掌"与"宽若大地"的关系,二者不仅不能划等号,同时还有一定的矛盾对冲。
"宽若大地"是一种丰富性表达,福贵对自己苦难的轻描淡写的叙述无疑强化了其命运的残酷性,但同时这种平常化的设定也弱化了人物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福贵更像一个平面的镜像,它可以真切完整地映照出在他命运中出现的一个个丰富的他像,却唯独无法照出自己的全貌。所以就《活着》中福贵这个人物而言,其命运的残酷性与自身的丰富性是存在着矛盾抵触的,"窄如手掌"与"宽若大地"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从大地本身也是一门艺术这个角度出发,从"窄如手掌"的特定有限过渡到"宽若大地"的丰富性,也许需要参照借鉴大地艺朮①本身所有的一些特性,《活着》方可以通往一种它被余华所希望的某种更丰富性的表达。
大地艺术是把艺术与大自然有机结合后创造出的一种富有艺术整体性情景的视觉化艺术,其无差别的天人合一,自然主义表达,简单化处理,与纪念性这几个方面的特质,可以作为《活着》的进入通道,这样从不同艺术领域的相通处找取其共同指向的一致性与可能性后,可以发掘出文学作品中所期望达成的多样化表达。就余华的《活着》而言,从大地艺术几个特性引入到文学作品内部,通过对作品要素的解读分析,可以窥见其从"窄若手掌"抵达"宽若大地"的丰富性究竞有多少的可能。以下分作细论:
一、无差别的统一与无用之用
大地艺术讲天人合一,而天人合一作为庄子思想的主旨,这个"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无差别的混沌,体现在余华的《活着》中,有生与死,强与弱,祸与福,善与恶等若干组二元对立的统一。尤其在对善和恶的一视同仁上,体现了余华看待世界的一种"同情的目光″。作品中除却家珍,凤霞,福贵娘几个女性形象是纯善柔弱的,余华对成年的男人包括福贵在内的"他″们都有善恶参半的描写倾向,这可以看成是一种"活着"的狡滑同世故。作为不同年代强者的"龙二″,"连长","队长","县长"都是这样,小说这样写道"要不是当初我爹和我是两个败家子,没准被毙掉的(不是龙二)就是我″了;生与死随时转换的随机任意在国军拉大炮一段写得尤为集中;后来连长成了逃兵,春生成了县长刘解放,刘解放后来又被整死,这种强与弱的起伏沉浮同命运交替最后都归于大地,大地成为无差别的生死归一。福贵给他的牛也取名福贵,一个老人与一头牛的生命同样也可以是无差别的。"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他们的儿女,土地召唤者黑夜来临",以往的动荡苦难与当下的平静快乐在土地的召唤里最终都是无差别的存在。最后,福贵认识的人一个挨一个死去,他还活着,一一旁人的离世成全的是活着的福贵的"无用之用″,福贵"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除逆来顺受的忍耐者像大地上的~树一样活着,这种为活着而存在的"活着",体现的是大地囊括包容万物的取意,谙合了庄子齐物归一的超然,与无用即大用的文学思辨,它与大地艺术的理念也是趋同的。
二、自然主义的时间表达
小说开篇即言"我比现在年轻十岁的时候……",到遇到福贵时的"这位比现在年轻十岁的我……",再到小说整个故事的启动"这个老人后来和我一起坐在那棵茂盛的树下,在那个充满阳光的下午,他向我讲述了自己。"这三个简约而轻描淡写的时间节点神奇地架构了整个小说所贯穿的半个世纪的时间框架与叙述结构,囊括了十几个人物或长或短的生死疲劳,这种用时间表达来演变的魔术可谓神奇。从时间轴的平面维度走向历史纵深处的立面表达,串起人物所经历的一个个苦难事件,使每个时间段落在具有不同悲欢的情感基调上能具有了再次发散,再次延伸的内在跨度,从而使《活着》的时间象限具有了深邃的文学表现力与穿透力,苦熬到最后便是平淡地活着;时间带来了悲苦辛酸,也抹平了悲苦辛酸,只留下平淡的"活着″;时间创造了命运的情节,也创造了故事与故事中的句子,余华用时间自然形成的波浪完成了细水长流的"逝者如斯夫",同时这种流动的自然节奏又偶尔被阻断,如"福贵说到这里,看着我嘿嘿笑了,这位四十年前的浪子,如今赤裸着胸膛坐在青草上……",将时间镜头拉回讲叙者的现时当下,形成不同时空里神奇的切换、交错、穿插与折叠,这种时间表达方式可收放自如,在叙述上达到了自由选择的境地。文学上的自由态相比大地艺术的纯自然态,具有更细致精妙的雕刻纹理,从而可以获得更宽广的艺术表现力。
三、化繁为简的冷处理
前面说过,福贵式的讲叙是一种极为平常的叙述态度,这种态度中还有一种平淡的喜悦,甚至幸福,福贵的这种态度也体现了余华简单化运笔的一面,他是整个小说的定调与尾调,但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年轻时的富贵是满脑袋的黑油漆″,做了不少荒唐事,历尽生死沧桑后他自称"全身越来越硬,只有一个地方越来越软",这何尝不是人生态度的一种简单化,越是简单,越凸显的是生命中段的惨痛与悲怆。小说主要人物由福贵的爹、娘,妻子家珍,女儿凤霞,儿子有庆,外孙苦根等几个至亲的身上,铺展开不同的时代的苦难底色与生死关连,当一个人物的命运与其他人物重新交集,不同年代的苦难味道被重新勾兑,又产生了更复杂强烈的味变,如福贵与爹的两代败家,家珍与家的完整与离散,凤霞与二喜与苦根的希望与新生,有庆与春生的命数牵系,福贵与牛的"两个老不死",人物关系穿插勾连又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确定表达,而衍生出多个不确定的命运走向,小说的基调由怪诞夸张福祸伏倚变为越来越多的辛酸悲凉,接踵而来的那些令人窒息的生死劫难最后留给福贵的却是平淡的喜悦,正是这种简约化的冷处理使得福贵的苦难具有了一种无言的悲情色彩,余华通过福贵这个人物似乎还传递出了一种对苦难的冷漠藐视,这也许源自人物和现实的紧张关系,这种使福贵平淡的喜悦具有了带泪的味道,这种悲凉的喜悦成为活着化复杂后的简单,就像大地具有无限的包容性。
小说《活着》中最悲凉的一段,是代表全家人希望的有庆为校长献血而死后,文中以福贵的口吻写道,"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洒满了盐。",这句写实,隐喻与诗意兼而有之的表达,亦是一种典型的对感情隐忍的冷处理,它除了有大地艺术的宽阔性,另有一种对生命里局部苦咸的隐忍与冷漠,忽略与淡然。
四、纪念性意义
余华曾说:“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国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去忍受,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与苦难、无聊与平庸。”平淡与超拔作为生命的两个向面,现实中存在的残酷、荒诞使文学不再一味追求去高于生活了,事实上它正在试图去表现低于生活的一面,生活本身的传奇性与其无聊平庸的一面并存,余华用"活着″的福贵表达了后者,不可否认,这也是对生命的一种纪念方式,并且这种方式像大地一样平实。
福贵作为一个被他的命运从高处推到地上,并跌进泥里的人,泥土让他更贴地生长,泥土让人一方面让人寸步难行,另一方面泥土也养人长庄稼治百病,在别人眼里泥土也许带给了他草根的不幸,但他自己真实的感受着生于泥土所拥有的幸运,贴地生存比立于天地之间需要对苦难的更多承受,而福贵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是平常中的这一个,从这个意义上讲,"宽若大地"中的福贵还可以回归"窄若手掌″的一面。
当然,作为苦难幸存者的福贵以他独特的"活着"还凝练出了做人不能忘记的的精辟"四不要",即"话不要说错,床不要睡错,门槛不要踏错,口袋不要摸错。"这样的人生经验无疑也是具有宽阔性的指向与广泛的普适性,甚至也可以归入到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里去了,而这个真理所投射的方向,在于齐家。
"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么福分了。"这是小说里家珍说过的一句话,从家的完整到活成一个仍有喜悦感而非徒留悲苦的孤家寡人,福贵这一点比伤怀的美国老黑奴看上去要幸福得多,这似乎就又返回到了余华的写作初衷。福贵与老黑奴经历虽类似,但他们却是截然不同的。中国式的福贵与美国式的老黑奴的不同在于,福贵最后仍能感受到"活着″有一种平淡的喜悦,而老黑奴则陷于了亲人一声声伤悲的呼唤,细究其原因,恐怕在于中国本土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性是中国人意识中根深蒂固的一个整体,福贵这种活着也是从"窄如手掌"到"宽若大地"的一种家国递延。
对余华而言,"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这即是生活窄如手掌的一面;同时余华又说过"文学就是这样,它讲述了作家意识到的同时,也讲述了作家所没有意识到的, 读者就是这时候站出来发言的。"以上提及的对余华的《活看》与大地艺术之间的某些可能的触通,即是这样的发言。(本文于2020年7月12日发表于中财论坛)
(注解①大地艺术(FarthArt)又称“地景艺术”、“土方工程”它是指艺术家以大自然作为创造媒体,把艺术与大自然有机的结合创造出的一种富有艺术整体性情景的视觉化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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