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的篇目很有意思。

比如第一篇叫做“学而”，出自“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但看这一篇中，也说不只是学习的事情。“为政”篇也说的不是政治的内容。也就是说，《论语》的篇目，也根本不是一篇一章的题目，也就是截了这一篇中的第一句话的前两个字为题。更有甚者，只看篇目的这两个字，不但含糊，并且会与正文误会。比如“雍也”篇，正文“雍也可使南面。”，“雍”指“冉雍”，是一个人，“也”无实意却成歧意。“子罕”篇，正文“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按一般的解释“子罕言”是说“孔子很少说”。初看来，倒深得“子罕”和“子路、子贡、子夏”等同，也是孔子的一个学生了。

以首句的最前两字为题行不行？不是不行。问题是，做为一部以“断章”为篇的论语的编修者，为什么以此句为首？又为什么择取前两字？这就涉及到了题目的意义。我想题目的意思应当具备以下两种：做为标识，做为提挈。

做为标识的功能，篇目很容易，任何不重复的记号都可以。至于能醒目，能上口又是另外一格。更重要的，题目也应当还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做为一篇的主眼，或者能牵引主线的作用才好。这样，整篇才会真正意义的在题目统领下，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不然的话，就会文不对题，再说的难听点，就会挂一样东西，卖的却是另外的一样东西。以上这些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论调，也应当是作文编书人的基本常识吧。可论语为什么却没有做到？

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一、孔子的原因。

从孔子的讲学过程来看，也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的讲义，他的学生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教科书。从《论语》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记载的大都也是孔子日常生活工作中的一些片段。他的教学过程也就贯穿其中，学生就随时听，有了心得的随手记，并不像我们现在要规规矩矩的坐下来，条理分明的板演，课件。就在孔子晚年讲学时，也经常是学生提问，老师思路点拨。“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学生随便问，老师随口答，而且还往往是点到为止。学生的程度不同，问的问题又各异。孔子的回答也因材适教，因人而异，这样，孔子的讲学随意性就很大，就教学的过程来看，也根本不可能有一个顺序的，渐进的，条理分明的整体系统。但孔子本身的学问应当是“清楚明白”的一个整体。他说“吾道一以贯之”，若不然，他就会自相矛盾，就不能周游列国，也不能教学学生又师表万世。

孔子如此随便个性的教学模式，如何体现和传承他统一系统的思想呢？这个工作由他的学生，还有学生的学生们来做。也就有了《论语》了。《论语》编修不得当，责任应当在于孔子的学生们。这是原因二。

没想到《论语》编了，却几乎等于没编。也还是当年孔子“天花乱坠”般的零散片段。句句经典，整体看来却又混乱不堪。这我们也要追究他学生的不负责任了。又，那么，他学生为什么会把这件极严肃的事情搞得也这么“随便”？可能的原因，一是智力问题，二是别有用意。第一种情况应当容易否定掉，他的学生里是有笨点的，但也比一般的聪明人要高智商了。编书的人也更是绝顶的聪明。那么就是第二种可能，“别有用心”。固然，孔子的学生多是聪明人，但聪明人多了，又聚成伙了，反倒不是好事：老师说没说过这话？说过。老师说的是对的！但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是先说的还是后说的？你非要把老师的这句话编到那句话后面就是老师原本的意思吗？你可知道，我们老师表面说这话是一个意思，其实他暗指的却是另外的意思。你把这些表面意思相近的话编到一起又合理吗？（这种情况也确实存在的。尤其在史料编纂的过程中，事实是事实，但经过编者的选择性的整理，历史的出入就会很大。）基于以上的原因，也就是孔子的学生为了避免麻烦，但也可能在编《论语》的过程中，也就遇到了“论”“语”的麻烦。于是就索性，每人一片竹简，大家都写自己的记录，写完了，用绳子一串编，这叫做编而不编，也叫不编而编。篇目的名字也好说，这样，随便取两个字做篇目。这也并不违反老师的风格，叫做“述而不作”。学生们也就皆大欢喜。

若真的如此，问题也还没有解决。也就是孔子到底讲什么？“儒家”学说从根本上，系统上来说，又是应当怎样解释教义。这个问题，连同《论语》又一并推给了后世后学。

不论怎样，《论语》也毕竟成其经典。这是孔学的魅力。有时，略一联想，就想到了毕加索的一些名画。一些本来正常完整的事物，被拆解的支离破碎，又以奇怪的逻辑组合到了一起，却形成了出人意料的效果。远比正常情况下，更具了价值。最起码，让人不停的发现，不停的解释，不断的推陈出新。每个解读者各有心得，各执词，又都以解释了原本原意为荣。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也真的，不是所有的解构都是成功的，需要的成功条件很多。说话每人都会，能成《论语》的却只孔子一个。“并不是所有的说话都叫做《论语》”，如此看来，《论》也能算个这方面的经典吧。（本文于2011年3月20日发表于中财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