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是陈万喜老师，一位普通的小学教师，我曾经的同事。

有三年时光，我们在家乡小学一块教过书。那时候，他是公派教师，担任校长，我是代课教师，相比之下，我的处境自然尴尬了。他教六年级数学，我教六年级语文，算是搭档。大概每个人都有荣誉感吧，我们也不例外，我们也想让毕业班有个好成绩。这个荣誉，即使学校的，也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加班加点。那时候，还不提倡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我们自发地利用周日、假期时间，给学生补课，但不收补课费，家长们也喜欢、支持。万喜老师就在学校捉襟见肘的经费中，多少给我点报酬。想一想，那时候，代课教师一天才挣三元钱，刚好能买一碗炒面片，说起来心酸。

那年，很幸运，学生们也争气，我所代语文科考出了全学区第一名的好成绩。作为校长，万喜老师当然很高兴，脸上很有光，我们的目的达到了，他给了我三百元的奖金。三百元就是我当时三个月的工资啊。

我们学校前面是庄稼地，庄稼地大约有五百米长。穿过庄稼地埂子，就到河滩，河滩里有泉水。早晚，学生娃们一边玩一边给灶房抬水，自寻欢乐在里面。若遇雨雪天气，泥泞不堪，学生娃们垂头丧气，就无愉悦可言了。万喜老师和我商量，在学校西南角落挖一口井。说干就干，我喊了堂哥，利用周六日时间，挖了一口边长一米，深五米的水井，打好盖板，安好压水装置，解决了学校用水。当然，我和堂哥也挣到了工钱，补贴家用。

有时候，学校需要修补一下桌凳，或者有其他零星杂活，万喜老师就安排我在周日干，给点报酬。事实上，有些杂活是可干不可干的。这是他对我的善意。

公派教师和代课教师之间好像总有一道无形的隔膜，但我和万喜老师之间有一股亲近感。我和他同住一间办公室，他抽烟，我不抽烟，但他每次抽烟的时候，总给我让烟，待我摆手说过不抽不抽之后，他才自己点燃抽起来。这种习惯一直保持着，尤其在第三、第四者在场的时候，这一举动，让我不尴尬，暖心。

记得那时，晚上是要办一会公的，批改作业，备课之类。之后总要聊聊天，要是在冬天，我们围着炉火，泡一杯酽茶，拉拉家常，说说村子里发生的事，最后总结到做人的尺度、道理，受益匪浅。这种记忆是幸福的，星星眨巴着眼睛好像给我们作伴，也好像在津津有味地听。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万喜老师退休了，居住在凉州城。前些日子，我们相约在凉州城西关街大胡子烧烤店吃羊肉串。吃着羊肉串，就想起二十多年前，我们在家乡小学灶房里吃猪肉的情景：两人都抱了肉块，胳膊肘顶在大腿上，像梁山好汉那样大块吃肉，嘴角流油。肉块上的油水顺着胳膊肘流下来，大腿面裤子一坨油湿，然后相视一笑。

如今，仍相视一笑，谈天说地，人情世故。当然也谈古浪童谣，譬如：“耳缝里听着狼吃羊，翻起身来就数羊……”其乐融融。万喜老师如今是古浪童谣省级“非遗”传承人。他写了篇《古浪童谣浅说》，让我看看。我看了感觉很有成色，哪里是浅说呀。我建议投《武威日报》试试，不几天，果然《武威日报》就在第二版文化栏目里，头条，并以大字号的标题，大半张版面的篇幅出现。质朴浓厚乡土气息的语言扑面而来，对古浪童谣的深刻剖析，来自他多年人生履历的积淀。

有天下午，在一家小馆子里，我们吃驴肉砂锅，谈着谈着，他说，他想写一篇关于父亲的文字。他慢慢地给我讲着关于他父亲的点滴，一个闲事老汉，常常“不受人待见”。当外地买卖人来村子里，一些人就围在车边偷偷摸摸，“闲事老汉”就唠叨着，张开手臂庇护着，不要这样啊，小买卖么，针尖上削铁，不容易啊。他甚至领着买卖人去指认“忘了”交钱的主儿。

还有，成为公派教师的万喜，在一次秋收扬场的时候，准备将“上行”饱满一点的粮食留下自己吃，“下行”次一点、秕一点的粮食交公粮。可老父亲说了一句令万喜老师，或者多少端公家饭碗的人汗颜的话：“别人也就不说了，你在吃皇粮啊！”这令万喜老师无地自容，自己的境界在哪儿？谁人能想到这句似于经典的话，出自一位老实巴交的老人之口呢？

万喜老师罗列了许多老父亲无意中做的事，老人家也不是刻意去做这些事。这些事是出于他自然的本质，一个老好人是不会刻意去做某件事的。但出人意料，老人家这些多管闲事，却成了积德修行，福泽绵长的典范。左邻右舍每每谈及此事，都盛赞老陈爷为人厚道，是个好人，两个儿子都干上了公事，叫人羡慕。

现在，万喜老师，甚至我们，在思想上认同了老人家的这种做法，但要我们像老人家那样“无端”地惹人，我们还是做不到，这是我们和老人家永远的差距。

是的，这种耿直和良善深入人心，是我们生命过程中的参照，仿佛一盏灯，照亮着前行的路。老人家一直有着自己的为人处世，并以此为人生准则，坚定不移，无愧于心。这样的父亲值得尊敬，值得永远铭记，值得我们用无数文字和情感去怀念！

自然，万喜老师的《我的父亲》很快刊登在《武威日报》天马副刊上。万喜老师文笔老道，叙述理性，细节处理恰当，读来温暖，意蕴深远。

万喜老师传承了他父亲的美德，这使我多年了，仍然心心念念记住的一个人。善意的本质是骨子里有的，本是学不来的，但我刻意要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