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者生存这一概念，应该出自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中。在我看来，这一概念主要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环境，一是适应。适应能力强者，才能够生存。

　　原本，这适用于自然界，属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将这个概念引入人类社会，这个法则就不仅仅属于自然界了。

　　有关资料是这样解释“适者生存”这个概念的：适者生存是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自然选择使那些较不适应环境的个体淘汰，最能适应环境的个体得以保存和繁荣。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不久，根据达尔文的生存竞争的思想，提出适者生存的概念，以描述自然选择的原理。同时进一步将这个生物学的概念引入社会历史领域，认为社会进化过程如同生物进化过程一样，生存竞争的原则起着支配作用，适者生存同样有效。

　　适应了环境，你才能很好地生存。这似乎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自然法则，生存了，自然是强者，无法适应者，自然会被淘汰。在自然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恐怕还是很有意义的普遍规律。南方的物种，只能适应于南方的自然环境，在南方那样温暖、湿润的环境中生存。如果放到北方，有些物种就无法生存下去，甚至会死亡。在我们塞外的高寒地区，纬度高，无霜期短，一些北方平原地区的植物就无法种植。而荞麦、莜麦就生长得很好。如果谁突发奇想，将平原地区的玉米种植于高寒地区，虽则可以生长，但等不到成熟，霜冻期就到了，玉米将没有任何收成。

　　如此看来，“适者生存”，还是着重强调了一个“适”字，强调了“适应”的重要性。“适者生存“这一论断本身并无大错，适应了某种环境，就能够很好地生存下去。问题是这“适者”究竟是不是最优者，是不是最应该生存下去的那一部分。而他所适应的环境，是不是一个非常良好的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所谓的“适应”，应该是相互作用的。物要适合于环境；环境也应该有利于物的生存发展。如果过分强调了哪一方面，都是不合适的。应该如我国古代哲学思想里面的“中庸之道”那样，不偏不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达尔文着眼于自然界，“适者生存”这一论断姑且说得过去，斯宾塞将这个概念引入人类社会，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的生存之道，就有些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意味了。

　　在一片土地上撒上种子，一场春雨，几度春风，种子就发芽、生长了。同时，蒿草也会生长，可能，蒿草比种子生长的还要旺盛。农民就要施肥、松土、除草、还要消除病虫害。这样，才能清除那些不需要的，本不应该在这块土壤的植物，才会为庄稼的生长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环境。农民才会获得满意的收成。否则，农民撒下种子之后不去耕耘，不进行田间管理，蒿草就会疯长，病虫害也会滋生，庄稼就逐渐失去生存空间，慢慢枯萎，直至死亡。这里，适与不适，就不仅仅是“物竞天择”的问题了，还应该有一个人为干预、选择的问题。即便是“物竞天择”，还是有一个“择”的过程。所以，单纯强调“适者生存”，在很多时候，还是有失偏颇。生存的环境与物，都应该相互适应。

　　适应重要，环境更重要。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屈原所处的那个时代，“举世皆浊”，“众人皆醉”是一个浑浊不堪，醉生梦死的社会环境。那些“适者”都“醉”着，“浊”着。唯独屈原却“醒”着，“清”着，不适应这个社会了，成了一个另类。无法适应这个社会环境的屈原，几经挣扎，彷徨与呐喊，最终屈服于环境，选择了纵身一跳，殒命于滔滔汨罗江了。

　　南宋朝廷，虽然是偏安一隅，却也扬花十里，烟雨迷蒙。那些朝廷命官们，拿着朝廷的俸禄整日里优哉游哉，“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乐逍遥的日子，谁不爱呢？“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好山好水好安逸。可是，偏偏有那么一个岳飞，一心想着“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和一帮不肯安安分分过日子的老臣，嚷嚷着收复失地，还我河山。与那“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风格难以协调，到头来，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诛杀于风波亭，成了一段千古奇冤。岳飞之所以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谋杀，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不是一个“适者”。按“适者生存”的法则来看，显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岳飞是难以生存下来的。相反，秦桧之流，既是社会环境的创造者，也是适应环境的典范，可以很滋润地活着。

　　想那抗战初期，泱泱我中华，竟然被一个弹丸小国，区区不过百万之寇，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却少见奋身抗争者。何也？环境使之然也。困守上海的八百壮士，以身拒寇，殒身饮血数月。虽身在国土，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弹尽粮绝被围歼。那个抗日将领，因为抗击外寇入侵，没有死在杀敌报国的战场上，却被国人缉拿，被同胞枪杀，留下了“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的绝命诗作，如今读来，让人慨然无语，让民族百年蒙羞。那支纵横大江南北，让日寇闻风丧胆的部队，却被自己的政府设计围剿，聚而歼之，造成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成为这个民族历史上的奇耻大辱。那个时候，在那样的环境之下，谁是“适者”，谁又是“不适者”呢？

　　百万河山百万汉奸。在“中国必亡”论调笼罩下的社会，那些汉奸、投降派是“适者”。但就是这些“适者生存”的人，把我们的民族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成为了我们这个民族历史上难了的伤痛。

　　一路这样看下来，禁不住有些震惊了。倘若环境出了问题，那么，那些“适者”，岂不是更具破坏力，更具杀伤力！

　　很多的时候，如果环境出了问题，那些适应的人，并非强者，并非贤者。强者、贤者倒是成了“不适者”。这就是让人感到可怖之处。战国时期的屈原，东晋时期的陶渊明，南宋时期的岳飞，还有抗战初期的那些主张抗战的人们，既是强者也是贤者，却不见容于当时的社会，岂不是人类社会的悲哀！

　　这世上的事往往就是这样，人与事不断轮回着，用曾经的过往来嘲笑人类今天的无知与狂妄。如果我们不能警觉与清醒，明断社会与人性的复杂与善变，把“适者生存”当作人类生存的唯一法则，而不去考证我们所适应的环境的优劣以及那些适应了环境的人的本性，那么，我们的社会就真得很危险了。

　　昨天是百万山河百万汉奸，今天呢？“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但愿屈原的呐喊不是今日现实之写照。

　　虽然没有了外敌入侵，但我们何曾少了内忧外患呢？虽然不见了遍地烽火硝烟、烧杀掠夺，但满眼依旧的腐败丛生，尔虞我诈。我们又如何去做一个愉快的、心安理得的“适者”呢？

　　“适者生存”，不提也罢。(本文于2017年11月11日发表于中财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