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玄”之一，记载中的孔子曾向老子咨询过礼的问题，所以说老子是孔子的老师亦不为过。老子又是辩证法大师，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派都从老子那里吸取了营养。《老子》的内容涉及哲学、美学、历史、文学、宇宙学、人体科学等，认为天地万物的根源都具备永恒不变的原理，在这个普遍原理下的“道”是万物的根源，当一个人深刻地体悟到“道”后，就能学会“道”中所蕴藏的“德”：无心、无欲、柔弱、虚静、质朴、节制，以此而持之以恒的学习，就能在任何困苦的环境下生存。

所以他们最显著的品格，就是对自然与人类社会基本规律的掌握与运用，将自己的行为与天地万物的运行规律融为一体，把握住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总法则，用于修身处事，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也便是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圣人抱一而为天下式”的基本思想。

老子的思想已过去了两千多年，到现在还有着巨大的魅力。老子为人世间筑就了一条真理的通途，古代人通过，现在人通过，将来人还可能要通过。因为老子说的是天地间最根本的规律，是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改变。老子由天地规律探寻出人类的根本规律，抛却了一切表面的相，直指事物的本质，这就是道，永恒的道。老子说天之道也即人之法，自然法则应是人的行为规范，应把对自然法则的认识上升到人类行为价值的高度。老子的思想是鲜活的，因为它只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具体的内容却是日日新。老子为人类指出了大的方向，并无具体内容，因为任何具体内容在当下是正确的，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就会发现它的局限，老子的思想便只有正确的框架，不同的时代的人会为它充入不同的内容，所以老子的思想是常新的，是永远不老的，这就是老子的真正的伟大之处，也是他区别并高明于其他哲学家的地方。

二千多年的中国思想史，老子的人文关怀精神不绝如缕，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能力上的深厚度与辩证性，为我们的哲学思想提供了创造力和源泉，对中国政治活动提供的活络的空间，使得知识份子不会因太强的儒家本位思想而执着于官场的追逐与投入，而能更轻松地发现进退之道，理解出入之间的智慧。今天我们重新挖掘老子的思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也是大有裨益的。老子提出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观点是：治理一个国家像煎小鱼一样，不可乱翻动，翻动多了小鱼要碎；烹时火候要掌握好，不能大亦不能小，时间不能长也不能短，要恰到好处，这样煎成的小鱼好而且完整。治理一个国家不能朝令夕改，政出多门，使民无所适从，为此只有谨慎从事，才能保持国家的稳定和健康的发展。如柳宗元《种树郭橐传》一文中所说；“顺其性，使根舒展，故土培实，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移栽时，谨细珍视若子，植后听之任之若弃，全其天性而不害其长而已。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殷，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则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官府治理也似后者，好烦其令，摧种摧收，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柳宗元记传其事，嘱为官者戒，就像德国诗人海涅说过的：“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上失无为，下多妄作，老子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问道：“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并嘱曰：“行于大道，唯施斜是畏”。

但是，无为并非不为，而是不肆意妄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是：“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营造宜于万物生长的环境，而任万物自由生发，不替万物做主宰，不用繁杂的关卡衙门，苛刻的政刑法令来滋扰百姓，让人民自己去营造适宜的环境，让人民“全其天性而不害其长”，使大家各安其居，各乐其业，发展创新。做到这样便“功成事遂”。治国如此，治理好一个地方也要靠这个原理：通过计划、指导、协调、教育、引领各方面的工作，按照运作的规律来进行，不乱折腾，就如“烹小鲜”一样，认真稳妥，有序进行，顺应本然，不妄动妄为。“无为”乃是道学中最为精粹也最为重要的部分，这一原理的过程发展根据辩证法可分为三个阶段：有为——无为——无不为。道家的无为而治便是政治的一个高境界，老子的无为是一种积极的，是动态的……是为了要达到更高的无不为。

道家的起源应为远古的隐士传统，当然也会有人说老子是清庙之守。现在看来道家总是从旁观察世局，思索宇宙的真相，使用着抽象度高且不带意识形态的执着的语言，描述天道与人事变化的法则，属于原理性研究的层次。当先秦的老庄二子总摄整理了道家思想的纲领之后，道家形上思想的深度立刻影响了儒家与法家的形上思想，儒家《易传》之作与韩非子《解老》之作都是在其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说。但是在社会政治的实际影响力上，老子之学到汉初黄老之治的实施后才被正式试验，在迭经春秋、战国、暴秦、楚汉之争的社会战乱终告停止之时，人们终于发现争强斗胜的害处以及休养生息的重要，于是老学原理的政治哲学观点遂被重视。等到西汉强盛，君王开始好大喜功，争战的岁月再度启幕，时代的风气再度转变，当然也再度败坏。等到魏晋清谈之风吹起，道家哲学又开始了它的生命力，何晏、王弼首开其风，王弼更以简洁有力的注经之作，从理论上深入道家之学并予以阐发。而向秀、郭象则发展庄学的注释工作，“新道家”兴起，进一步发扬老庄尊重生命个性的思想，视个性发挥为通向舒畅快乐的必由之路。魏晋之后，道家思想并未有鲜明的创造，但是道家思想的理路却转为道教、易学与儒学理论的开创所藉用的重要启示，尤其是源自庄子的气化宇宙观，更被广泛而深地再开发着，而同一时期的佛学传播，亦曾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是以道家“无”的智慧原理来表达的，此即世称“格义佛学”时期。

老子的许多理论在不同的时代和地方都能找到影子。日本人把《老子》的思想已普遍运用于生活和管理。日本人的柔性管理充分吸收了老子的关于“水”的思想而创造了水式管理方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一轮竞争中取得了胜利——老子对水有着相当高的评价：“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近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动善时。”最为理想的生活应该像水们，滋养万物，却不与万物相争。做人和水一样，处处谦逊忍让，博施而不图报答，为人诚信，处事谨慎，而行动却能很好地把握时机。日本人认为当前世界经济竞争激烈，老子是主张以柔克刚的，这正符合在激荡的社会中需要一种弹性软化的管理办法予以周旋，所以《老子》中一些有关“无为”、“清静”等警句箴言，被日本企业界首先运用。在美国，有一位叫艾博契特的专家，著述了一本叫《二十二种新管理工具》的书，在序言里就引用了《老子》的话：“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

国外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是有国际背景的，因为下世纪的亚洲是世界的经济中心，而中国经济显得特别重要，将成为继美、日、德之后世界经济增长的“第四大支柱”。文化现象是经济形势的先导，文化中心是围绕着经济中心运转的，这是西方目前热心研究老学文化的深层次原因。同时老学文化的精华具有现代价值，对西方具有很大的魅力，这是直接的现实动因。当代西方文化随着工业的发展越来越显露出难以克服的弊端，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物质文明相当丰厚的情况下，科学的和历史的价值取向淹没了道德和人文的价值追求，社会出现更加理性和极端的个人主义的倾向，人际关系冷漠，家庭和社会凝聚力弱化，人的心灵空虚孤独，失落感日益增强，不仅造成了精神和道德的危机，而且也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些思想家开始认识到，必须以人文价值统领科学成果，才能造福人类，避免使人成为工业文明的奴隶。老学文化的和谐色彩和温馨气氛，重新对西方学者产生了兴趣，不再把它当作观赏的古董和玩物了，认为应当从其中吸取精神营养来丰富和完善自己，放弃了自尊狂大的“欧美文化中心论”，开始把目光转向这里。

《老子》到底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出不同的结论：军事家认为是兵书，天文学家说是天文书，环保学家说是环保书，医学家说是医学书，政治家说是政治书，企业家说是管理书。这些只说明了老子思想的博大精深，丰厚内涵，无论从哪个方面发掘都闪耀着它的智慧之光。现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专家，结合自己专业特点都写有《老子》的专著。十年来，我愈读愈发现老子的伟大，愈不敢将自己饱蘸心血的文本面世，甚至有点像年老的托尔斯泰。晚年的托尔斯泰也是困惑的，他在探索生命意义的精神活动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就在这时他就遇见了《老子》，明确记录的时间是1884年，在当年3月6日的日记里出现了这样的字眼：“我在翻译老子，结果不如我意”；3月9日：“读了一点关于中国的东西，骑马在城里转了转。除我以外，人人都在工作……我洗了澡，读老子。翻译过来是可以的，但是缺乏完整性……”在托尔斯泰眼中和笔下，老子是很难表述的，所以在前引的日记里有“翻译过来是可以的，但是缺乏完整性……”这样的句子。他摘译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等若干原文，而自己未发议论或引申，似乎老子本身就可以自然说明问题一般。托尔斯泰对老子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老子学说的基础，也就是一切伟大的、真正的宗教教义的同一个基础……但是，他还意识到自己另有一个无形体的灵魂，它存在于一切生物之中，并赋予全世界以生命和幸福。”托尔斯泰与中国圣哲老子，真可谓时距千年，相隔万里，与《老子》的相遇，为其对人生的思考增加了一个参照系统，尽管误读不可避免，但使其获得了“良好的精神状态”。（本文于2010年4月22日发表于中财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