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古时的图书分类法，大类是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史书为第二大类，小说归属于子部，因此，小说与史书属于不同的部类。《史记》是正儿八经的史书，按说与小说不搭界，可人们读《史记》中的某些人物传记会分明感受到它有着强烈的故事性与曲折复杂的情节，描写也很生动形象，能把读者带入到历史情境之中，产生一种身临其境之感，因而会不自觉地把它当作小说来读。这说明太史公并未拘泥于史家笔法，而是有意打破史书与小说的藩篱，以小说家之笔来作史传之文。这就使《史记》有别于一般的史书，使它最具可读性与趣味性，成为后世最受欢迎的史书。

　　历史人物的活动都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发生的，而这种特定的情境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已成为过去，后人是无法亲眼目睹这些具体情境的。在司马迁之前，虽也有史书、杂记、诸子文、《诗经》、《楚辞》以及民间传说记载、描写过历史人物的活动，但往往语焉不详，而许多东西甚至是略而不载，后人想借这些东西了解历史人物的具体活动是很困难的。那么作为一部详实的史书，《史记》为了尽可能完整地再现历史，就有必要对前人留下的各种材料予以整理、加工、完善，缺者补之，略者详之，仅有线索者充实之，荒诞不经者改造之。然而不管怎样，都没有现成的东西给太史公照用照搬，他只能根据历史的可能性，运用自己合理的想象，去填补史书中所缺失的东西，让死去的历史重新活起来。其中特别是人物的语言与行动，在没有录像、录音资料的条件下，史书中要再现历史人物的语言与行动，只能凭借想象与虚构，依据历史生活的固有逻辑，将它变成具体可感的东西。如果只是象《春秋》那样仅是历史的大事纪，那就只有史学价值，而没有文学价值了，也就很难引起一般读者的阅读兴趣了。孔夫子早就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那种没有文采、没有趣味的干巴巴的、纯粹的史家文字，就算能够留传下来，也只能放在博物馆中供史家们去做研究文章了；即使有文采，却又显得古奥高深，那也少不了“曲高和寡”，应者寥寥了。班固的《汉书》不就因为赋体色彩太浓，又喜欢用古字、僻字，结果弄得连马融那样的大学者年轻时也读不大懂，要请老师作解释、翻译了。

　　太史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死守史家之文只重记叙，不重描写；只重本色，不重文采；只重客观，不重情感的条条，除了在大关节上努力做到忠实于历史之外，为了让历史能够活起来，让人物能够活起来，他另辟蹊径，大胆地采用小说家的笔法，合理地运用想像与虚构，精心地组织与结撰历史人物的语言与行动，让他们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动起来，变得有血有肉、有情有神，就如在舞台上表演一般，显得生动活泼，活灵活现。人物的语言、行动一充实、具体，历史人物的活动也就变得故事化、情节化、戏剧化了，作品的可读性也就大大增强，也就更能感染读者、打动读者，这就是《史记》为什么比任何一部史书都更受后世读者欢迎的原因。

　　在《史记》比较典型的人物传记中，小说笔法的运用不尽相同：有的全篇都近于小说，故事性很强，有着曲折复杂的情节，如《项羽本纪》、《廉颇蔺相如列传》、《剌客列传》、《扁鹊仓公列传》、《滑稽列传》；有的以叙述为主，但又有着一定故事性，如《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魏公子列传》、《淮阴侯列传》；有的则基本属于史家之文，但也偶用故事体，形成精彩的片断，如《李斯列传》、《司马相如列传》、《龟策列传》。

 　　《史记》中有些人物传记，就其写法而言与现代版的人物传记已基本吻合，主要差别是语言，前者为文言，后者为白话。写法都是以人物的经历为中心，一线贯穿，用的都是叙事体，但与此前此后的史书相比，《史记》的这类篇章更文学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太史公更注意选材，往往选取传主一生中最有意义、最具典型的重要事件来写，写时尽力避免一般叙述，而是通过具体描写，甚至是细节描写来表现人物的特色。因此，这些传记的传主往往都显得形象鲜明、性格突出，已接近于现代小说中的典型人物。

　　如《项羽本纪》，全篇虽然也有不少叙述性的文字，但总体来说太史公主要写了三大事件，即巨鹿之战、鸿门之会、垓下之围。这三大事件代表着项羽一生的三个阶段：反秦起义、裂土封王、楚汉相争，换句话说就是胜利、转折、失败。但不管项羽处于哪一阶段，有一点在太史公的心目中是不变的，那就是项羽始终是个英雄：反秦起义时他是胜利的英雄；裂土封王时他是短视的英雄，垓下之围时他是失败的英雄。三大事件的描写都有不少精彩的片断，如巨鹿之战中的杀宋义、救河北两个片断，鸿门之会时刀光剑影、斗智斗勇的场面描写，垓下之围时那种既惊心动魄，又慷慨悲歌的情节。正因为《项羽本纪》写得精彩绝伦，犹如传奇小说一般，所以它成了后世戏剧的绝好题材，如京剧中的《鸿门会》、《霸王别姬》就直接取材于本篇。

　　又如《廉颇蔺相如列传》，本篇虽是二人的合传，但由于作者善于构思、结撰，两人事迹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形成一个整体，毫无割裂之迹。全篇主要写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和睦”三个故事，从用笔来说是以蔺相如为主，廉颇为辅，但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结合得极为巧妙。三个故事也写得非常精彩：前两个故事都是在刀光剑影中显示出蔺相如的忠贞、机智、勇敢，后一个故事则表现出蔺相如的心胸宽阔，为人大度。就廉颇而言，前两个故事他虽未直接出场，却隐身幕后，暗中显示出他在军事上对敌国的威慑作用。后一个故事，廉颇虽挑衅在先，但却知错能改。

　　其他如《剌客列传》，写了五位剌客，每人各有自己的故事，尤以荆轲一节最为精彩，篇幅占全篇的一半，由大大小小的故事组成，其中以荆轲剌秦王一事最为震慑人心，而这一故事又由田光为激荆轲自刎而亡、燕太子丹哭诉于荆轲、荆轲激樊于期自杀、太子丹易水送别、荆轲秦庭剌秦王未果等五个故事组成，写来曲折起伏，精妙绝伦，因而成为后世小说、戏剧的绝好题材。

　　第二类情况是象史传文一样以叙述为主，但在叙述中也结撰了一些有趣的故事，由此增加了文学趣味。如《留侯世家》一篇，传主是张良。他是刘邦的第一谋士，主要是给刘邦运筹帷幄，出谋画策，可传记的开头也组织了两个精彩的故事：一是张良为了给韩国报仇，重金雇请力士剌杀秦王而未果；二是张良与黄石公的奇遇，得到《太公兵法》，从而成为帝王之师。这两个故事多少给本篇涂上了一些传奇色彩。

　　又如《魏公子列传》一篇，写的是魏国公子信陵君。信陵君其人本为战国四公子之一，本来就有一定的传奇色彩，而太史公对他又特别景仰，于是浓墨重彩，肆其笔力，极写信陵君的非同凡响。篇中组织了好几个精彩的故事：结识夷门监者侯赢、亲自拜访屠户朱亥、借如姬之手盗取兵符，又借朱亥之手击杀魏军统帅晋鄙，从而发兵救赵；在赵时倾心结交博徒毛公、卖浆薛公。这些故事集中表现了信陵君慧眼识人的眼光和礼贤下士的品格。

　　《淮阴侯列传》中亦写了韩信的两件佚事：一是韩信未发迹时从漂母求食的故事，二是宁受胯下之辱而隐忍不发的故事，而且前后照应，有始有终，表现了韩信大丈夫能屈能伸和知恩必报的性格特点。

　　第三类的写法基本上是史家之文，多是客观叙事，但也偶有精采的片断。这主要得益于作者兴到之时也运用小说家的笔法编撰出有趣的故事，使读者沉闷之时忽然耳目一新，产生一种愉悦之感。

　　如《李斯列传》，本篇的政治色彩很浓，称得上是秦国统一前后直至灭亡的大事纪，可开篇的写法却别开生面，用的是一个小故事，写的是李斯发迹前一次对老鼠的观察及其感叹，不仅有情节，而且写老鼠的神态活灵活现，读来令人解颐。

　　《司马相如列传》一篇体制较为特殊，虽也叙述了传主一生的活动，但引述原文占了主要篇幅，计有：《子虚赋》、《檄巴蜀父老》、《难蜀父老》、《哀秦二世赋》、《大人赋》和两篇谏书，以及汉武帝的一篇《颂辞》。然篇中所述文君夜奔的故事却是一段绝妙的才子佳人恋爱的风流韵事，并成为千古美谈，即使由早期的小说家为之，也难以过之，故后世梨园中的好事者多以此为题写成各种形式的戏剧《文君夜奔》。

　　就作品对后世的小说、戏曲的影响而言，古代的史书没有一部能超过《史记》的。正是因为太史公不拘一格，敢于以小说家之笔写史传之文，才给后世的小说家、戏曲家提供了丰富的题材；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才使《史记》成为史学与文学合一的文化瑰宝，赢得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赞誉。（本文于2011年12月19日发表于中财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