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见法”，本为修辞上的一格，当指一篇之中上下文义互见，或蒙后省，或承前省，旨在省略文字，使语言趋于简洁。然《史记》研究者涉及到叙事法时亦用到“互见法”，指的是太史公为简省文字，在相关的篇目中亦用“互见法”，即本篇不宜详述某事，而用交代语告诉读者关于某事的具体情况见于另一篇。这是一种叙述中的交代法，所用语言多为“语在xx中”，用今天的话说叫“某事见于某传”。

　　这种有交代语的互见可称之为显形互现，人们所说的“互见法”一般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隐形互现，即未作明确交代，读者须将相关篇目对读才可发现。大致说《史记》中的显形互现要少一些，而隐形互现要多一些。这大概也算是《春秋》笔法的一种妙用吧，因为有些事不好明说，只好给读者留下一些延伸解读的空间。

　　最早提到《史记》“互见法”的当属唐代的刘知几。他说：“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意思是说同一件事，数篇都讲到，前后都出现，但叙述的角度、详略却不一样。这里强调的是同一材料数篇都出现，但对于司马迁为什么要运用互见法，其目的是什么，并未明确指出。北宋苏洵的解释是：“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说的是了出于某种忌讳或考虑，觉得某一事放在本传写不合适，于是放在他人的传记中来叙述。其实这只是一种情况，而且并非是主要方式。

　　显然，刘知几、苏洵说的都是关于《史记》的叙事方法，而非指一种修辞手段。叙事方法自然涉及到材料的应用，即同一材料（或称之为某一事件、某一情节、某一场面）如何使用的问题，换句话说即出于何种目的来使用某一材料。按苏洵的说法是出于忌讳，本传不好写，只好放在他人的传记中来叙述。实际上，《史记》运用“互见法”虽然属于叙事学的范围，而非修辞学的范围，但它又的确有着修辞的意义，即减省文字，避免重复，使语言更加简省。所以今人靳得俊在《〈史记〉释例》中说“一事所系数人，一人有关数事，若为详载，则繁复不堪，详此略彼，详彼略此，则互文相足尚焉。”因此，“互见法”的应用主要目的还在于避免重复，力求简省。

　　的确，在某个历史时期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参与者绝非一二人，而是很多人都是亲历者，如果凡参与者的传记都叙述一遍，那将使《史记》变得重复拖沓，所以太史公运用“互见法”，在处理某些重大事件时，经过深思熟虑，仅在某一人物的传记中详述，而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则采用技术性手法或略而不录，或予以交代，或简要点明。如此一来，就避免了叙述上的重复，使《史记》文字变得详略得当，简明概括。

　　如《项羽本纪》所述鸿门会一段，这是楚汉相争的一个重要事件，楚汉双方参与其事的人不少，如果不分主次、不看对象，凡参与其事的人传中都写一遍，而《史记》中刘邦、项羽、张良、樊哙四人都有传，那岂不是同一事至少要写上四遍！所以太史公只在《项羽本纪》详述此事，在《高祖本纪》中仅用了不到一百字简单提及，在《留侯世家》中则用交代语提醒读者，而在樊哙的传记中则只写樊哙带剑闯宴一段。这样既减省了文字，又有利于突出人物性格。

　　又如楚汉相争中的关键一战——垓下之战，参与的人更多，主要人物就有项羽、刘邦、张良、陈平、韩信、彭越、刘贾、灌婴等八人，他们都有传记，如果一一写来，那岂不是要重复七遍！所以太史公只在《项羽本纪》中详述此事，而在其他七人的传记中一般都采用隐形互见法，仅在《留侯世家》中用“语在项籍事中”给予交代。

　　当然，互见法的应用并不全是为了避免重复，正是苏洵所指出的，太史公有时出于某种考虑，对于某一历史人物所做的某些事，在本传中略去不写，而在他人的传记里写出。

　　史家叙述历史总是有所忌讳的，并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写，虽然太史公时代尚无文字狱，但并不意味着没有禁忌。就如开国皇帝刘邦吧，此人虽然善于用人，勇于纳谏，为人洒脱、豪爽，可为人处事也有不拘形迹、贪财好色的一面，甚至还有些无赖相，对于这些太史公总不能毫无顾忌地写入《高祖本纪》吧，于是他用转移之法，把一些有碍于高祖形象的东西放在他人传记中去写。如彭城之役，刘邦大败，想回沛县取家眷，路上遇到儿子孝惠和女儿鲁元，因楚兵追得急，刘邦嫌车子负载太重，为了自己逃命，他竟然三次将女儿推到车下，多亏夏侯婴三次下车将鲁元抱起，否则，鲁元早成了楚军的战利品。

　　又如成皋之战，项羽为胁迫刘邦投降，在阵前的高处设置一块砧板，将刘邦的父亲太公放在上面，威胁刘邦说如再不投降就将太公煮死，可刘邦竟然不为所动，而是用一种无赖的口气说：“当初怀王要我们俩结为兄弟，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如果你硬要煮死你的父亲，那就分一杯汤给我喝喝。”弄得项羽无可柰何，只好作罢。

　　另外，刘邦生性喜欢骂人，平日对人也不尊重，对儒生尤其不敬，甚至用儒生的帽子装小便，这些都有损于开国皇帝的形象，太史公虽也不直高祖的这些行为，但也觉得不宜写于本传，但又不愿隐晦，于是就在《留侯世家》、《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中予以叙述。

　　实际上，《史记》互见法的应用还不止上述两个方面，太史公为了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对人物一生的行事并非有闻必录，而是有所选择，哪些当写，哪些不当写，必须服务于人物的整体形象，必须有利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

　　在司马迁眼里，项羽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但缺点、错误不少，甚至犯下不少罪行，可太史公又得维护他心目中项羽的英雄形象，于是他就对项羽一生的行事进行了筛选，主要写他的英雄业绩和英雄风采，而对有损于项羽英雄形象的事，则尽量少写，或加以淡化。如关于项羽失败的原因，太史公于本传中只对项羽把自己的失败归于“天亡我”给予了嘲笑和批评，却在《高祖本纪》中借刘邦之口指出项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善用人，刘邦说：“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至于项羽对天下犯下的罪行，太史公更觉得不宜在本传中叙述，于是也借刘邦之口公诸于众：“始与项羽俱受命怀王，曰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负约，王我於蜀汉，罪一。项羽矫杀卿子冠军而自尊，罪二。项羽已救赵，当还报，而擅劫诸侯兵入关，罪三。怀王约入秦无暴掠，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罪四。又彊杀秦降王子婴，罪五。诈阬秦子弟新安二十万，王其将，罪六。项羽皆王诸将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争叛逆，罪七。项羽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项羽使人阴弑义帝江南，罪九。夫为人臣而弑其主，杀已降，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罪十也。”

　　另如秦始皇巡狩途中死于沙丘，李斯、赵高密不发丧，并矫诏立少子胡亥。此事太史公不放在《秦始皇本纪》中写，而放在《李斯列传》中叙述，自有其考虑。在太史公眼里，李斯本就是毁誉参半、功过相抵的人物，在秦统一天下之前，李斯功业显赫；可在秦统一天下之后，李斯不知治天下与夺天下是不同的，仍旧以威立国，结果弄得天下分崩离析，秦朝二世而亡，自己也惨遭五刑。而李斯一生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伙同赵高伪造诏书，命太子扶苏自杀，而立少子胡亥为二世。传末的赞语正体现了太史公对李斯的整体评价，也可作为“语在《李斯传》中”的注脚。

　　正是因为太史公善用“互见法”，才使得《史记》文字简洁精炼，能以五十二万的文字概括三千年的中国历史；也因了“互见法”的妙用，因而《史记》人物形象鲜明，性格突出，提升了作品的文学性；同时，也因为太史公善用“互见法”，才使得《史记》的倾向性异常鲜明，情感强烈，从而地打动了读者。总之，“互见法”为《史记》生色不少，使它相比其他史书更具文学性，更能吸引读者。（本文于2012年1月4日发表于中财论坛）